接下來數日，蕭良也在徐立桓他們的陪同下，又與另外三家有意向的買家接觸、洽談。
這三家上市公司，或主營制藥，或主營連鎖藥店及貿易，有涉及保健品業務，有意愿收購宿云生物的部分股權，也是看好內地相關市場的發展，以及對外資不斷開放的經濟政策。
最終將條件實在苛刻、業務關聯又實在不夠密切的兩家除出去，僅保留上元藥業做進一步更深入的接觸。
而在朱鴻召、朱璐、夏侯江等人的積極爭取下，朱瑋益也沒有辦法再拒人以千里之外，同意與南亭實業展開更為具體、深入的洽談，還邀請蕭良、錢晉章、熊志遠一行人參觀鴻臣在將軍澳的生產基地。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由于解放戰爭，差不多有一百五十萬民眾，以及近兩千家內資工廠，從大陸遷逃香港——富足的廉價勞動力、大量的機器設備以及一批難得可貴的管理人群，使得香港制造業在五十年代往后，還是有過一段較為輝煌的歷史。
發展到八十年代初，全港總計有逾四萬家制造業工廠分布在港島的各個角落里。
可惜的是，即便經歷三十年的輝煌時間，八十年代初香港制造業的工廠，絕大多數規模都很小，都是雇員少于五十人的小微輕工制造企業。
這些制造企業都擁擠在臨近市區及市鎮的工業大廈里。
香港遍地可見的工業大廈，就是專門設計建造為制造業發展的多層建筑，通常包含多個獨立的單位或樓層，可以由不同的企業租用作為工廠、倉庫或辦公室，也是香港制造業延續至今的主要形態。
這也被內地正蓬勃發展的園區加工人宿舍加生產車間的制造區生態超越。
鴻臣作為市值逾五十億的上市公司，在將軍澳的生產基地要稍微像樣一些，但同樣受到港島地狹人稠、地價高昂的限制，布局狹窄緊促，也被嘉鴻在獅山經濟開發區新建的生產基地甩在身后。
也就日漸高昂的用工成本，令鴻臣香港工廠在自動生產線方面，要稍稍領先一些，但在蕭良的眼里卻也有限。
參觀鴻臣香港工廠期間，蕭良也與錢晉章、熊志遠、朱鴻召、朱璐他們，就香港八十年代之后的制造業衰落等問題進行討論。
七九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全球再度陷入經濟衰退，加劇貿易保護。已在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重工業奠定基礎的另外三條小龍：新加坡、臺灣、韓國，紛紛走上產業升級階段的道路。
在人口數量和香港接近的新加坡，石油加工當時已經頗具規模，李光耀政府繼續實行和香港截然相反的不自由政策，推進轉型，提出“自動化、機械化、電腦化”生產，并“建立起軟件發展中心和電腦制造中心”。
臺灣地方政府也很早就制定十年經濟發展計劃，確定能源、高科技工業、資訊、自動化、生物工程、電視技術、食品、醫藥八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至少在這時，臺灣在制造業上的發展，就已經徹底將香港甩在身后了。
體量最大的韓國，政府主導了半導體工業扶持/育成/振興計劃；三星集團八二年建立半導體研究與開發實驗室，研發64K存儲器，目標直接是亞洲目前第一的日本。
八十年代初在亞洲四小龍里算人均生產力最高的香港，工商界卻沒有自發革新，港英政府又忙著埋雷呢，哪可能推動他們注定要放手的香港的產業革新？
眼睜睜看著從勞動密集型電子制造切入高附加值電子制造的機會，從香港身邊晃晃悠悠走過去了。
不過，早于石油危機的內地改革開放，卻給香港帶來第二個悠長的氣數。
七十年代底，一河之隔的深圳和香港的收入差距是100倍。
務實而又過度務實的香港小工廠主們，之前在勞動密集型產業里拼殺過30年，到八十年代，他們在香港是干不下去了，日益艱難，但只要渡海一公里北上，就能重演一遍五十年代以來的商機。
工廠主沒變，廉價的工人沒變，小規模、簡單流水線的工廠沒變，來料代工模式沒變，也就越發缺乏技術產業升級的欲望。
在低廉的房租、地租、人工，以及諸多優惠的政策之下，香港的小工廠主在內地建起數萬家工廠，他們在香港接訂單，在珠三角生產，再從香港運出海外。
由于北向的投資額年年增長，內地又有著用之不盡的廉價工人，這也讓香港的運輸業、貿易業、零售業、娛樂業、旅游業開啟新一輪蓬勃興盛的成長。
當然，最大的贏家還是香港的樓市與地產集團。
數以萬計的小工廠主沒有技術產業升級的愿望，與人數規模更為龐大的港籍管理人員，賺到錢就回到香港搶樓花，與其他因素共同刺激香港樓市的狂飚猛進。
瑞安化工與鴻臣實業，其實都是香港制造業的佼佼者，能進前十的那種，然而這些年也陷入迷茫與焦慮之中，相當程度上喪失了銳意進取、推動產業及技術升級的澎湃動力。
九月十五日，蘇利文、熊玉瓊夫婦邀請蕭良、錢晉章、朱鴻召、朱璐等人，前往他們在山頂區的大宅用宴。
這時候大家又進一步探討了，隨著大陸改革開放政府的進一步深化，隨著大陸國資民營資本的崛起，以及東南沿海城市不再需要轉經香港，與外界的直接聯系越發密集，將對香港的經濟及社會，又將造成怎樣的深遠影響。
只要摒棄偏見，只要對大陸的持續開放、政局穩定以及經濟持續快速增漲有足夠的信心，結論其實是顯而易見的。
只要內地還不足夠開放，香港的橋梁作用沒有完全喪失，依托大陸廣袤的市場與十二億人口，依托大陸蓬勃發展的經濟，香港還將持續受惠，維持住當下的繁榮，甚至還將獲得長足的發展。
不過，數以萬計的中小工廠主們，包括香港一度引以為傲的制造業，大概率會隨著內地民營資本的崛起而被取代，從此泯然于世。
而等到香港的橋梁作用因為滬市、深市等大陸核心城市的崛起而被大幅削弱，也將必然導致香港的金融、貿易中心地位被削弱。
九月十五日夜受邀聚集山頂大宅的眾人，都是實業出身，真正冷靜下來，摒棄掉干擾，又有蕭良的引導，是不難從迷霧之中隱約看到香港未來二三十年大概率會有的發展軌跡。
討論到香港產業資本未來的出路，大家思路也比較明確：
第一是回歸后的特區政府能夠反思八十年代以來香港制造業沒落的種種根源，正本清源，堅定不移的推出新的產業發展政策——蕭良對這點不抱期待。
第二就是兩地融合，香港產業資本抵抗一些負面情緒的干擾，積極與內地正崛起的民營資本，與內地正蓬勃興起的產業集群，進行更密切的融合——這是蕭良正推動朱鴻召、錢晉章、熊志遠以及蘇利文、熊玉瓊他們去做的。
對東南亞此時正醞釀的風暴，即便蘇利文這樣的人物已經注意到一些端倪，那也是霧里看花，朦朦朧朧，不可能看得有多真切，更難當機立斷轉化為足夠強的決策力與行動力。
蕭良前世看到太多的分析文章，此時想要將脈絡更清晰的梳理出來，簡單到有如按圖索驥。
除了香港、臺灣、新加坡、韓國在緊隨日本之后，六七十年經濟飛速增漲，得稱亞洲四小龍之外，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在七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受到產業轉移，經濟也得到高速增漲，經濟實力大增，因而并稱“亞洲四小虎”。
然而前世在亞洲金融風暴之中，四小虎根基太淺，未能像四小龍那樣打穩基礎，經濟受到沉重的打擊，二三十年都沒能再次踏上高速增漲的新軌道。
以四小虎之中此時經濟發展最迅速的泰國，卻在產業結構、貿易逆差、匯率制度以及資本項目過早開放、資產泡沫、過低的外匯儲備以及監管缺失等諸多方面，都存在嚴重的弊端。
而事實上泰國的股市、樓市自至今年三月初登頂之后，迄今已經延續了逾半年的緩慢下跌，接下來不會有反彈，只會加速下滑，直到風暴徹底來襲。
然而泰國在此之前，受益于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轉移，制造業出口規模大幅增漲，過去十五年幾乎每年都保持百分之二十以上的超高增漲率。
這也帶來對當地的港口碼頭及航運的超高增漲需求。
八十年代以來，華興集團就主要在泰國、馬來西亞兩個國家，加碼港口碼頭、航運的投資布局，目前在這兩個國家僅已建、在建的港口碼頭及基地項目總計就高達兩百億港元，占華興集團總資產的三分之一。
倘若將主要在東南亞從事航運業務的船舶等資產算上，則要占到華興集團總資產的三分之二。
除此之外，熊氏家族還在泰國、馬來西亞擁有一批已建未售以及在建、儲備土地但還未開工的地產、工廠等等，總計資產也高達一百五十億港元。
凈資產逾三百億，控制總資產可能高達上千億的熊氏家族，此時看似龐然大物，躋身香港前二十豪門之列，但實實在在已經蹲在即將爆發的火山口上，岌岌可危了。
以此時市值飚升到五百億港元的華興集團為例，其總資產逾六百億，但凈資產都不到三百億，在這次風暴里能承受住至少一二百億的巨額損失嗎？